第二,能源技术依然落后,能源效率明显偏低。我国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大型煤矿综合采掘装备、煤炭液化技术核心装备需要引进,瓦斯抽取和利用技术落后,矿井生产系统装备水平低。重大石油开采加工设备、特高压输电设备、先进的核电装备还不能自主设计制造。氢能及燃料电池、分布式能源等技术研究开发不够,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
技术的落后,制约了效率的提高。从总的能源效率看,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2倍左右,比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分别高2.4倍、4.6倍、8倍和0.3倍。尤其是这几年,高耗能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能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2004年,我国的GDP按当年汇率计算为1.9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4%,为此消费煤炭20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重超过35%;消费原油3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7.8%。以上比较,即使考虑汇价因素,我国能源效率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主要用能行业和耗能设备看,水泥综合能耗高出国际先进水平23.6%,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15.1%,火电供电煤耗高20.5%,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倍以上。从能源开发过程看,资源浪费惊人。比如煤矿的综合回采率,国际上一般为45%?60%,我国平均只有30%,小煤矿有的仅为10%?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煤矿产量由1978年的9500多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8.5亿吨,在此期间,累计生产煤炭120亿吨左右,消耗资源储量约800亿吨。按照正规开采方法计算,800亿吨资源储量可产出煤炭400亿吨左右,这意味着用同样的资源量,少产了近300亿吨的煤炭,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煤炭的总产量。我国煤矸石综合利用率也只有40%,全国累计堆放的煤矸石总量约38亿吨,占地约11万亩,而且每年仍以约2亿吨的速度增加。每年还产生近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物质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第三,能源结构尚不合理,环境承载压力较大。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相比较,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结构特点:煤炭消费比重基本上与世界石油、天然气消费比重相当,占60%?70%;而石油、天然气消费比重与世界煤炭消费比重持平,只占20%?30%。尽管我国能源结构将不断优化,煤炭比重会有所下降,但煤炭的主导地位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改变。到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仍可能超过55%。
相比油气,煤炭对环境的影响大。煤矿地表沉陷、煤田自燃火灾、矸石山自燃等所引发的植被破坏、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污染等现象比较严重,加之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低,原煤洗选率仅30%左右,比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低60个百分点,带来的污染更为严重。在全国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中,由煤炭燃烧产生的分别占70%和90%。目前我国已是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导致区域性的环境酸化,酸雨区已超过国土面积的40%。此外,煤炭燃烧生成的二氧化碳还会加重温室效应。
第四,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利用境外油气资源难度加大。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国内生产能力增长有限,需要更多地利用境外资源,但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复杂。有关资料显示,全球剩余可开采的煤炭储量为9845亿吨,石油1427亿吨,天然气156万亿立方米。即使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化石能源总储量也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在全球能源产量中,国际贸易量不到50%。目前开发环境和条件好的油气资源大部分已被西方发达国家开发利用并控制,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我国能源进口需求不可能无限制地得到满足。我国石油进口运输方式大多是远距离、大运量,每年进口的石油约80%经过马六甲海峡,现有远洋船队超大型油轮严重不足,约95%的进口石油依靠海外公司运输。同时,能源资源是战略资源,我国作为一个大国,过于依赖进口,不仅涉及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等问题,还涉及如何打破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好或出现难以控制的动荡,会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